
城记/桐城
一座城,一时代,一群人
吾球商业地理:
当“浙江宣传”解读桐城派时,桐城人已在新领域开枝散叶:从黄学杰的固态电池到赵建军的TP-Link,从各界学者到四海商会……尽管桐城派曾被树为“靶子”,今又奉为“营养”。其真正的生命力,在于超越“古文”形式本身的“义法”与“经世”内核。回望桐城,非为复古老调,而是为在信息洪流中,重拾清晰思想、严谨逻辑与干净做事的定力。这既是先贤的馈赠,更是桐城人今日在科学、商业、文化中持续创新的底气与密码。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周为筠+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咿呀丫
“浙江宣传”近日发了篇文章:桐城派是个什么派?当然,它不是金庸笔下的武当派、峨嵋派,而是崛起于清初,深度影响清代文坛200余年,并延及近现代的文学流派。文章中说方苞、刘大櫆、姚鼐是“桐城三祖”,但显然这有点瑕疵,准确说是“桐城派三祖”。
我曾更在文末留言,且在朋友圈做了下说明:今天,浙江宣传做了篇文章写我们老家桐城派的,很是感谢。但有个小问题,把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先生视为“桐城三祖”。这个帽子就有点大了。桐城自周置桐国,唐始为桐城县名以来,牛人大咖从出不穷。面对先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先生应也愧不敢当。把这顶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说不准会误导读者,桐城从清朝才有的呢。
事实也如此。自唐时曹松(名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作者)、宋时一代大画家李公麟以来,桐城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的数不胜数。有“捐躯赴国难,忠魂映泉城”的张秉文;有嘉靖十九年(1540)举乡试第一,为嘉靖四杰的赵釴(YI,我曾将釴写成了鈛,读GUO,让赵先辈“背锅”,至今仍抱愧于心),尤其还有明遗民中头等人物,大哲学家、大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此外全国闻名的还有钱秉镫、方文、孙临、孙学颜……都是桐城派形成以前的。
但瑕不掩瑜,文章还是很深刻地揭示出桐城派为何雄居清代文坛200余年。
【今天桐城大致地理/来自网络】
山河毓秀、文教鼎盛,无疑给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桐城派主张‘读书以明理’,非为功名,在科场之外,给了年轻人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高的追求。相比科举‘时文’,桐城派古文古雅有品,还更实用。同时,桐城派懂得灵活变通,将古文笔法融入八股文写作,文章更加气韵生动。”所以深受大江南北年轻人的拥护。更重要的是,“研读桐城文论,我们可以发现,桐城派具有鲜明的传承意识和美学追求,他们沿着中国古文传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桐城‘义法’。”
那么,今天我们再回望桐城派,要学习什么呢?在文风上自然是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文贵简明。也正如文章中所提及也是我们高中所学的姚鼐《登泰山记》,“开篇描绘泰山的空间方位和水文分布,没有旁征博引,仅用‘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寥寥数字;写泰山雪景,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八字提炼,画面感十足。简单明了,才能眉目清秀。写文章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了,不在于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复杂。”所以,文末也有其他读者留言:在AI都能提笔成文的时代,桐城派提醒我们:好文章的根基从未改变——清晰的思想、严谨的逻辑和干净的文字。与其堆砌辞藻,不如回归“言之有物”的本心,这才是穿透信息洪流的定力。
当然,桐城派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不仅仅体现在“文章”上,也落实在“济世”上。即使为文,也需要文以载道。
我曾在《桐城很小,桐城文化很大》的文章中提及,尽管在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桐城派一度被树为了靶子,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做成都知县的戴宏烈,在蜀中兵燹初定时,劝民垦田数万顷,岁增户口千余。访求遗迹,加以修葺。其中就包括杜甫草堂;在桐城北大街犹存故居的姚莹,曾被誉称“闽吏第一”,被贬四川后,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后两次奉使入藏查办乍雅(今作西藏察雅县)两呼图克图相争之事,通过实地考察,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这也让它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拥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桐城人何祯辉所绘北大街凤仪坊。通过《文脉:桐城凤仪坊》一书,作者陶善才为解读桐城派文化脉络提供新视角/来自网络】
某种意义上,姚莹属于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最早的那批人。可以肯定的说,他是桐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当然,作为桐城中学毕业的学子,我还不能遗忘吴汝纶老校长。他弃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习而不做,选择在老家桐城“开疆辟土”,创建桐城中学,给了像我这样农村娃改变命运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让“勉成国器”成为了这里每个学子的信仰和图腾。今天,从这里走出的每个孩子,都不会忘记这样一幅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今天的桐城,不仅是文都,更是院士之乡。
2025年8月20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2025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官网发布。有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54位皖籍、20位在皖的科学家入选(不包含特别推荐通道93人),其中,安庆籍至少有22名科学家入选。而在安庆籍中,来自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方广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吕昭平、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张幸红(中科院);北京大学的程承旗、华中科技大学的江涛、中石化石油化工研究院的方向晨(中国工程院)等均来自桐城。
除此之外,最近我还关注到了两则与桐城人相关的消息。
一个“不太好”,说的是路由器巨头TP-Link,它被认为威胁了美国安全,有可能遭禁售,甚至被调查。而这TP-Link的创始人赵建军,正是桐城人。其本科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系。1992年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创立深圳市普联技术有限公司(TP-Link Technologies Co. Ltd),担任董事长。无疑,他的创业,让很多人在移动时代深受其益。他也是在中国最为“普及”的桐城人了。
还一个“比较好”,则是黄学杰。主要讲的是,他与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姚霞银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张恒教授等团队合作,通过开发出一种阴离子调控技术,解决了全固态金属锂电池中电解质和锂电极之间难以紧密接触的难题,为其走向实用化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已于11月7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可持续发展》上。关于黄学杰的研究突破,也很快被桐城融媒,以及桐城“宰相府六尺文化”所关注。
毫无疑问,黄学杰也是桐城人。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这跟他多年在外求学,以及在中科院工作有关。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直到我为创作《“制造”新东莞》时,要采访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意外得知这位实验室的副主任,是我的桐城老乡。也正是在这位桐城老乡的帮助下,我深度走访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知道它的布局对东莞的意义,也知道了黄学杰不仅是一位在固态电池领域默默耕耘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始终心系故土、以专业能力回馈社会的桐城子弟。
【在材料实验室,听黄学杰老师的介绍/摄自郑鑫】
因为我采访过黄老师,所以在这里不妨多写两句。这位20世纪就读于80年代的大学生,厦大本科,中科大硕士,可谓是前途远大。但是,正如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再到“硅时代”……每一种材料的发现和应用推广,都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影响了社会发展走向,它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他记得自己读研期间,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十周年校庆。也就是这次校庆,让他认识了陈立泉老师。尽管当时的他本来是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进行超导材料研究,听上去很是高大上,而且也是一流科学家的心头好,像缪勒和柏诺兹便发现陶瓷性金属氧化物,并荣获了198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还是隐约感觉到,锂电池的研究距离社会应用更近,紧迫感更强,所以最终还是决定追随陈立泉,从做测量电池性能的计算机控制自动充放电仪开始,逐渐迷入其中,之后研究重点就转向了锂二次固态电池研究。尽管这中间充满着无数曲折,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爆发,尤其像ATL、宁德时代的出现,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火爆,还是印证了他的选择。
也正是在和ATL的接触中,黄学杰开始和东莞越走越近——这座曾有曾毓群参与创建的企业,是东莞产业转型的见证。也正是得益于ATL的打磨,让曾毓群以后有机会创建了宁德时代。某种意义上,尽管曾毓群等人远走宁德,但ATL在东莞的发展,还是让黄学杰等人看到了锂电池乃至整个新材料产业在东莞发展的前景:作为制造业强市,这里庞大的外资、民营企业绝大部分跟材料有关,也有着巨大的需求。中国科学院研发出来的成果很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应用的场景。“允许用打酱油的钱去买醋”,赋予科学家更多自主权,也让中国科学院有意愿推动自己的科研团队携带着在实验室研发数十年的科研成果,去寻找“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方法。
而此时的广东省,也自2017年12月22日开始,在全省层面正式启动建设首批4家广东省实验室——这几个实验室各有侧重,各自以强大的科研机构为依托,结合各自的城市产业优势。比如广州已形成了生物医药千亿级产业集群,拥有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实力雄厚的强大团队,所以建设再生医学与健康领域广东省实验室,是理所当然。而有华为、中兴通讯、腾讯等龙头企业,在产学研转化方面优势明显的深圳,则担起了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的建设重任。对东莞来说,建设材料实验室正是恰如其时,也因地制宜——这也让东莞成为了这位桐城人的又一个事业据点。
感谢“浙江宣传”的宣传,让更多人认识了历史深厚的桐城。也感谢自己的创作,让我又认识一位优秀的桐城老乡。
不得不说,今天的桐城人在各行各业都有翘楚。在文化上,有我的前辈陈所巨,有我那位刚刚去世的老师杨怀志,还有在外定居的拿了鲁奖的先发大哥,出了不少优秀作品的洪放兄,以及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安徽大学教授江小角、安徽文学评论家协会主席江飞、复旦大学的联合兄……他们此起彼伏的踊跃身影,让我相信桐城派依旧在传承之中。与此同时,老家的文联在欧阳健子、王向红两任书记,以及方云龙、徐亚红、程向军等人的接力耕耘下,作协在江觉迟、洪叶高两任主席的倾心付出下,也正将散若星辰的桐城文人凝聚起来,为古老的“文都”底色,添注着这个时代的热忱与光芒。
据我所知,今天的桐城,不仅有作协,还有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最近刚刚成立了朗诵协会。接下来,桐城市文学评论家协会即将成立。我们以声传情,朗诵这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以笔为鉴,评论这幅壮丽的文学新华章。
当然,除了上面这些“文化人”之外,我还接触到很多桐城籍企业家、创业者。除了赵建军、黄学杰这些低调的创业者、学人之外,今天桐城在异地,如深圳、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杭州、济南、宁波、海口、昆山,都建有商会,各自容纳了一批有胆识有情怀的新一代桐商。
和过去不一样,今天的新桐商除了将传统生意——如南京市桐城商会会长汪福胜在塑料制品行业——做大做强之外,他们还向未来进军:像桐城成都商会常务副会长汪勋,搞的是财务软件“管家婆”。而会长华德明,则在文旅上大显身手;杭州市桐城商会会长张九六,在半导体等新兴行业上与杭共振;深圳市桐城商会会长陶善高则积极整合制造业与科技领域资源,而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戴福全做的是创业投资……
我还注意到,北京桐城商会有个1989年的常务副会长,余方琴,2015年从英国金融硕士毕业回国后,于2018年接手家族企业转型农业开发,成了一个“新农人”。百度资料说,她完成低产林改造及荒山造林1.23万亩,种植薄壳山核桃8660亩,还与中国林科院合作建立实验基地,研发“五只小余”系列深加工产品……值得送上我们的大拇指。他们的行径,让我想起桐城市成都商会副会长施照国和他公司的名字“威华”……
不得不说,尽管聊的是数据,玩的是资本,但在这些新桐商身上,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经世致用”这一桐城文化的深厚底蕴。
他们将“学”与“商”相融,把文脉里的智慧与格局,化为了商场上的远见与担当,以及对社会和家国的深切情怀与务实反哺。
无疑,我们不仅都是“桐城派”,也都是桐城文化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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